她被这种无法拥有的东西激怒了很久了,她在丈夫身边站着的这些年里被无数个这样年轻漂亮的女孩激怒过,她只是从来没有机会把那种愤怒说出口。
“——您长得这么漂亮。身材也这么好。——您想想,如果您没有给他们一些误会,他们怎么会——他们不过是几个还没长大、连女生都会脸红的孩子——对吧——?”
诗织张开了嘴。
但没有声音出来。
不是因为被驳倒了,而是因为这个逻辑太荒谬了,荒谬到了她一时间找不到一个可以回应的入口。
就像是被泼了一盆脏水,她站在脏水里,被对方要求解释为什么是她站在脏水里而不是对方。
她的美貌突然变成了罪名。
她的身体不是被伤害的对象,而是伤害发生的“原因”。
如果她长得不那么好看,如果她胸围小一些,如果她在那个下午没有穿米色毛衣、没有扎马尾、没有从便利店走出来、没有对那个红着脸向她搭话的黄毛高中生露出礼貌而不失距离的客气表情——那么一切都不会发生。
那么岛崎太一就不会成为一个强奸犯,岛崎家就不需要在警察署大厅里为了儿子的前路和家族名誉向一个二十岁的女生亮出牙齿。
错的是她。
是她。
是她太漂亮了。
是她的身体诱惑了他。
她二十岁了,是一个成年人。
他十七岁,还不懂事。
成年人应该为未成年人的“不懂事”负责。
这个逻辑在她脑子里转了一圈,从法律中心的田中律师的话里穿过去,又从那两个妈妈辈在商店街买菜时闲聊的社会伦理里穿过去。
她发现它居然在某些人看来是成立的。
“……您刚才这句话——”诗织终于开口了。
她的嘴唇在抖,但眼神没有退让。
“您刚才说——我长得漂亮——给了他们误会——对吧——?那如果一个小孩被车撞了——您是不是也去问那个被撞的——『您为什么走在路上』——?”
这句话一出口,岛崎母亲的表情出现了一道极小的裂痕。
裂痕不是被道理撬开的——是被一个更难堪的问题逼出来的:她在公开场合对受害者说了无法收回的话。
而这个受害者——她原本以为会被自己压垮的、看起来软弱的女生——回击了。
用她最引以为傲的和善外表回击了。
旁边那个一直沉默的律师终于站出来打圆场了。
他拍了拍岛崎父亲的肩膀,低声说了一些事先准备好的法律措辞——“现在最好先不要和当事人直接对话”、“在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任何言辞都可能对未来的庭审造成不利影响”、“我们先去和负责的刑警谈”。
他一边说一边扶着岛崎父母的肩膀把他们往窗口的方向带了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