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是生气。
而是在试图理解。
她读了十九年书,从夏目漱石读到太宰治,文学教会她人性可以复杂到什么程度——但没有人告诉她法律也可以复杂到这种地步。
法律不关心她在那条巷子里经历了什么,它只关心谁能拿出证据。
她的脖子上的掐痕是证据,但那个证据可以被解释成另一个版本。
她的身体是她的证词,但她无法把自己的灵魂剖出来放在法官面前:“你看,这就是那天晚上碎掉的东西。”
“——还有一件事。”律师把眼镜摘下来,用镜布慢慢地擦着镜片,“岛崎的父母今天下午应该会到东京。他们的儿子已经从ICU转到普通病房了,脱离生命危险。他们来,一方面是处理儿子的后续治疗,另一方面——”他把眼镜重新戴上,“应该也会和警方以及检方沟通。作为被害人的父母,他们有权利提交对黑崎先生的处罚意见。”
“处罚意见?”
“就是希望黑崎先生被如何处罚——从不起诉到实刑,他们的意见会被纳入考量。”
诗织的身体微微坐直了。
她感觉到自己的心在胸腔里被什么东西拎了起来——不是恐惧,不是愤怒,是一种被颠倒的逻辑所产生的眩晕和荒谬感。
她的强奸犯的父母,将以“被害人家属”的身份要求惩罚她的男朋友。
“田中老师。”她的声音突然稳得出乎自己的意料,“那个叫岛崎的人,他父母来了之后,会去警察署对吧。”
“应该是的。新宿警察署。”
“谢谢您。”诗织站起来鞠了一躬,“您辛苦了。我会和我的男朋友商量后再决定下一步。”
下午两点,新宿警察署大厅。
诗织从法律援助中心出来之后直接坐上中央线赶来。
她想赶在岛崎的父母之前到达,办好今天的探视申请手续。
她已经来过一次,这次填表格的速度快了很多,也摸清了哪扇门通往哪个房间。
把表格递进窗口之后,她坐在大厅的等候区,等着被叫到。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一下——是房东太太的消息:“房租收到了,记账本我也更新好了。你先生的老家事情,不用急着回来。”诗织回了一句“谢谢您”。
然后她把手机放进裙子口袋,抬起头。
大厅自动门打开的时候,进来了三个人。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矮胖的中年女人,穿着一件深紫色毛衣和灰色长裙,头发染过棕栗色,烫成很整齐的小卷,脸上化妆很完整——粉底、腮红、口红,每一处都是细心打理过的,像一个随时准备出席家长会或邻里集会的妇人。
她脸色不太好,有些浮肿,眼眶下面有遮不住的暗沉,但整个人的姿态仍然是紧绷而克制的,像是把所有的焦虑和怒火都收进了那件深紫色毛衣里。
走在她身后的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中年男人。
深灰色西装,领带系得一丝不苟,头发梳成明显的三七分,发量已经有些稀疏。
他表情严肃到近乎僵硬,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走路的步伐比前头的女人急促一些,但努力控制着节奏。
最后面是一个穿黑西装的年轻男人,染成茶色头发,衣着比前两位时髦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