棠梨小说

PART 12 封闭的列车（第1页）

　　列宁

　　一九一七年四月九日

　　一九一七年，流亡瑞士的列宁乘坐德国的列车从瑞士越过德国全境，经瑞典、芬兰抵达当时俄国的首都彼得格勒。这一趟封闭的列车，犹如一枚蓄势待发的炮弹，将伟大的革命者送回了祖国，这就是“震撼世界的十天”的前奏。

　　修鞋匠家中的客人

　　瑞士本是一座和平的小岛，但是在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六年、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四年间，却被世界大战的烽火烈焰重重包围，上演着惊心动魄的侦探小说场景。在豪华的旅馆中，敌对国家的使节冷漠地擦肩，好像陌生人似的，然而一年以前他们还曾一起打桥牌，邀请彼此到家中做客。他们的住宅里经常出没一群讳莫如深的人物，国会议员、秘书、随员、商人、戴面纱或不戴面纱的贵妇们，每个人都肩负着秘密的使命。悬挂着外国国旗的高级轿车在旅馆门前来来往往，车上下来的是工业家、媒体记者、艺术界名流，和那些表面看上去是出去旅游的人，但他们身上都有一定的任务——窥探某些东西，打听某些消息。甚至连引领他们的门房、打扫房间的工人都被逼着去偷窥和窃听。敌对的机构在旅馆、公寓、邮局、咖啡馆等地方到处活动。所谓宣传，一半是间谍活动；貌似友善的举动，实际是背叛。所有这些匆匆而来的旅客表面上会有一种公开行为，背后都有第二件或第三件事。所有事情都有人汇报，所有事情都有人监视。一位某种身份职务的德国人，刚一到达苏黎世，设在伯尔尼的敌方大使馆就已经知道行踪了，一小时后巴黎也会获知情况。大大小小的情报员每天都会将大量或真或假的情报送到使馆人员手中，再由他们转送出去。没有不透风的墙，电话会被窃听，能从垃圾桶的废纸和吸墨纸上的字迹重新写出一份份报告，在这群魔乱舞的混乱之中，到最后许多人都弄不清楚，自己究竟是猎人还是猎物，是间谍还是反间谍，是背叛别人还是被他人背叛。

　　然而在这样的日子里，只有关于一个人的报告非常少，或许是因为他太没有存在感了，他既不出入高级饭店，也不喜欢去咖啡馆，更不爱看宣传演出，平日里就和自己的妻子住在一个修鞋工匠家里，深居简出，住在科马特河后面那条狭长、古老、坎坷的斯皮格尔巷子里的一幢房子的第三层。和所有老城区房子一样，这幢房子有高高耸立的屋顶，构造结实，但因为楼龄较长，加之楼下院子是一家做香肠的小作坊，所以房屋已被熏得黑黝黝的。他的邻居有：一个女面包师、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个奥地利演员。他沉默寡言，是一个名字很拗口的俄国人。他从他的国家逃出去多年，没有大笔的财产，也没有做什么大买卖，女房东对他们夫妇俩每天的简单伙食和旧衣服非常了解，他俩的所有家当还装不满一个小篮子。

　　这个身材娇小的男人很不扎眼，生活得也很低调。他不参与社交活动，就算是邻居，也很少可以在他眯缝的双眼里看到锐利而深沉的目光，也很少有人来找他。但是他每天都规律地上午九点就去图书馆，一直待到十二点关门，十二点十分又准点回到家，十二点五十分又一次出门去图书馆，一直待到晚上六点。或许情报特务往往只会关注那些滔滔不绝的人，却不知道一个沉默寡言、喜欢读书、勤奋好学的人往往才是世界的每一场革命最危险的人，所以他们从来没有为这个住在修鞋匠家里、不惹眼的人写过报告。在社会主义者的圈子里，大家都熟悉他，他曾在伦敦的一家激进的俄国流亡者办的小刊物里做编辑，是彼得堡的某个发音奇怪的特殊党派的领导人物。不过，因为他在提及社会主义政党里那些著名的人物时，口吻轻蔑，并且直言指出他们的方法不对，他的难以接近和不够圆融，所以人们就不太关心他了。有些夜晚，他会在一家无产分子聚集的小咖啡馆召开会议，参会的通常只有一二十人，大多是年轻人。因此，人们对待这位奇怪的人，就像对待所有那些一直喝茶和喋喋不休地使自己头脑发热的俄国流亡者一样。没有人去重视这个面容严肃的小个子，在苏黎世，没有多少人认为记住这个住在修鞋匠家里的人的姓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有多重要。假如在当时快速穿梭于各个使馆之间的高级轿车中有一辆车不小心撞死了这个人，那么世界上就不会有人知道他是谁，既不会知道他是乌里扬诺夫，也不会知道他是列宁。

　　愿望成真

　　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五日这一天，苏黎世图书馆的管理员觉得很奇怪，因为时针已指到九点了，然而那个每天准时出现的借阅者的位置却空荡荡的。眼见着已经九点半了，十点了，那个最有规律的读者依然没有出现，应该是不会再出现了。因为正当他来图书馆的路上，一位俄国朋友同他的谈话把他留住了，或者更确切地说，俄国爆发革命的消息把他吓到了。

　　起初列宁还不敢相信，这个消息让他惊呆了。然后他步伐迅速有力地冲到湖边的一个报刊亭，之后就一直在那里等，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一天又一天。消息是确凿的，而且觉得一天比一天真实可信。起初是关于宫廷革命的传闻和表面上内阁的更换，而后沙皇退位了，成立了临时zhengfu，接着又传来杜马、俄国的自由，政治犯得到了大赦——这一切都是他这些年来梦寐以求的。二十年来，他在秘密组织里、在监狱里、在西伯利亚、在流亡中为之努力奋斗的全都实现了。他顿时觉得，这一次世界大战所牺牲的上百万条性命，并没有白白牺牲。他觉得，那些人并不是没有意义的牺牲品，而是为了一个自由、正义和持久和平的新国家献出生命的殉道者。一个新的国家已经诞生了，这个往日里无比清醒和理性的梦想家此刻却像迷醉了似的。日内瓦、洛桑、伯尔尼的流亡者也为之欢欣雀跃、手舞足蹈：可以回俄国的家了，不再需要使用假护照，不再需要隐姓埋名，不是冒着被判处死刑的危险回到沙皇帝国去，而是作为自由的公民回到自由的国家去。他们所有的人都已经在准备自己少得可怜的行李，因为报纸上刊登了高尔基简短的电报：“大家都回家吧！”于是他们向四面八方寄出信件和发出电报：回家吧！回家吧！团结起来，集合起来！为了他们第一次觉醒就献身的事业——俄国革命而再一次投入生命！

　　失

　　望

　　然而过不了几天，他们惊讶地意识到：革命消息虽然振奋人心，但是这一场革命并不是他们想要的革命，甚至称不上俄国革命。这不过是一场由英国和法国的外交官们策划的反对沙皇并组织其与德国媾和的宫廷政变。这不是他们为之奋斗甚至准备为之献身的那种革命，而是战争党派、帝国主义分子和将军们为了不愿自己的计划被打乱的一个阴谋。而且，列宁和他的追随者们不久后就意识到，让大家都可以回俄国的承诺并不适用于那些要进行激烈的、卡尔·马克思式的真正革命的人。米留科夫和其他的自由派人物已经指示要阻止他们回国。

　　一方面，他们把那些温和的、有利于延长战争的社会主义者迎接回国，例如普列汉诺夫就是在护送人员的陪同下非常亲和地乘着鱼雷艇从英国回到彼得堡；另一方面，他们却把托洛茨基截留在哈利法克斯，把其他激进派分子拒之于国境线外。在所有协约国的边境线上都有一份记录着参加过在齐美尔瓦尔德召开的第三国际会议的人员的黑名单。列宁抱着最后的希望，向彼得堡发去一封又一封电报，但是这些电报不是被截住就是没有受理。在苏黎世，人们不清楚，在欧洲，也几乎没有人知道，然而在俄国，人们却非常了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是多么坚强有力，多么坚定不移，又是多么危险致命。

　　这些被拒之于国境线以外的人，真的是非常绝望。多少年来，他们在巴黎、在维也纳召开的总部会议上制定了自己的俄国革命的战略，他们斟酌、考虑、彻底讨论过组织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十多年来，他们在自己的杂志上互相探讨过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各种困难、危险和可能性。而这个人毕生思考的，就是关于俄国革命的总体思想，不断加以改进，并最终形成。因为他受到阻滞，革命被另一些人篡改和搞砸了，那些人假借解放人民的思想，实际上却是为外国人的利益效劳。这段时间里，列宁经历了类似于兴登堡在这场战争最初日子的命运。在他四十年的战争生涯中几乎都在调遣和操纵着德国军队的行动，但当俄国进军的时候，他却不得不穿着平民服装待在家里，只是用小旗帜在地图上标出现役将军们的进展和错误。这位平时最理性的现实主义者——列宁，在这几近绝望的日子里，竟也在做异想天开的美梦：能否租一架飞机，飞越德国和奥地利？——然而，第一个表示愿意提供帮助的人却是一个间谍。他心中要逃跑的想法越来越强烈：他写信到瑞典，让人想办法给他弄一本瑞典护照，他甚至想过，为了不接受盘问，假装成聋哑人。然而这些幻想只能存在于夜晚，早上一起床，他就明白这些梦是无法成真的，但是即便是白天，他依然确定：他必须回俄国，必须亲自去干自己的革命，而不是委托他人。他要去进行切切实实的革命，不是政治上的变革。他得不顾一切回到俄国去！

　　穿越德国行不行？

　　瑞士位于意大利、法国、德国和奥地利之间。列宁是革命者，无法穿越协约国，作为俄国人——一个敌对国家的公民，也是无法被允许穿过德国和奥地利的。然而让人觉得荒唐的是：德国的威廉皇帝却要比俄国的米留科夫和法国的普安卡雷对列宁更加友好、热情。因为德国需要在美国宣战之前和俄国媾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因此，一个能在那里给英国和法国的使节们制造麻烦的革命者，成了德国人欢迎的帮手。

　　但是，列宁曾在自己的文章中对德国进行过无数次谴责和辱骂，现在却忽然要和这个国家进行接触谈判，要走这一步显然要承担巨大的责任。因为根据迄今的道德观念，在战争期间得到敌国军事参谋部的许可，进入并穿越敌国的领土，无疑是一种叛国行为。而且列宁也知道，这一行动会使自己的政党和事业遭到诋毁。他本人也会遭到质疑，以为他被德国zhengfu的钱财收买，成为被委派到俄国的德国间谍，而且，一旦他实现了自己暂时媾和的纲领，那么他将会永远成为历史的罪人，将会成为阻碍俄国取得胜利和平的罪人。所以当他宣布，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将选择这条最危险、最毁坏名誉的道路时，不仅那些温和的革命者，就连与列宁大部分观点一致的同志，都感到错愕。他们着急地说，瑞士的社会民主党人早已在着手谈判，通过交换战俘这种合法而中立的方式，把俄国革命者送回国去。但是列宁知道，这是一条非常漫长的路，俄国zhengfu会想办法故意拖延下去，一直拖到遥遥无期。而现在的每一天、每一小时都具有决定性意义，他眼里只有目的，但其他人没有胆识和魄力去下决心干这种按照现有的法律和观念都被视为背叛的事情。列宁已在心里决定，并表示他个人将承担全部责任，同德国zhengfu进行谈判。

　　协

　　议

　　正因为列宁知道他采取的这一行动会引起轰动和攻击，所以他才更要堂堂正正地实施。瑞士工会书记弗里茨·普拉顿受他的委托前去和德国使节会面，他转达列宁提出的条件，在此之前，这位使节就已经和俄国流亡者进行过谈判了。这个个子不高、没有名气的流亡者好像已经预见到自己未来将获得权威似的，并不是在向德国zhengfu提出请求，而是在与德国zhengfu商量条件，称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俄国旅客才准备接受德国zhengfu提供的方便：承认这节车厢的治外法权；上下车时不得检查护照或身份证明；他们自己支付正常的费用；乘客不允许以任何方式离开车厢。罗堡伯格部长把这些条件向上报告，一直报告到鲁登道夫，得到了他的答应，虽然在他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及这一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或许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德国使节试图在某些细节上做些修改，因为列宁提供的文本有些模棱两可，例如不仅是俄国人，而且也让同车的奥地利人拉狄克免受检查，但是德国zhengfu也像列宁一样着急，因为就在四月五日这一天，美国向德国宣战了。

　　弗里茨·普拉顿于四月六日中午得到这样一则有纪念性意义的通知：“一切按所希望的进行安排。”一九一七年四月九日下午两点半，一小群提着箱子、穿着寒酸的人从扎林格尔霍夫旅馆向苏黎世的火车站走去。一共是二十三人，包括妇女和儿童。在男人中只有列宁、季诺维也夫、拉狄克的名字被日后的世人所熟悉。他们吃了简单的午饭，一起签署了一份文件，他们都知道《小巴黎人》报上的这样一条报道：俄国临时zhengfu将把这些穿越德国的旅客看作叛国分子，所以他们用笨拙粗壮的字体签名，并称他们对这次出行将承担全部责任和同意一切条件。一切准备就绪，他们默默地、果断地踏上这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行程。他们到达火车站时，没有引起任何注意，没有新闻记者或摄影记者出现。因为在瑞士，谁认识这位乌里扬诺夫先生呢？他戴着一顶压皱了的帽子，穿着一件旧上衣和一双笨重得可笑的矿山鞋（这双鞋一直穿到瑞典），夹在一群提箱挎篮的男男女女中间，在列车中静悄悄地选择了一个不惹眼的位置。这些人看上去和那些从南斯拉夫罗塞尼亚和罗马尼亚来的移民并没有什么差别，那些移民在前往德国海岸并从那里越过大洋以前，常常在苏黎世的街头坐在自己的木箱上休息几个小时。瑞士的工人政党不赞成这次旅程，所以没有派代表来送行；只有一两个俄国人来送行，为的是给故乡的人捎去一些食品和问候。还有一两个人，为的是在最后几秒钟提醒列宁这“无意义的、违法的旅行”。但是列宁已经下定了决心。三点十分，列车员发出信号，列车滚滚地向德国边境的戈特马丁根站驶去。从这一刻开始，世界时钟有了不一样的走法。

　　封闭的列车

　　在世界大战中，已经发射了上百万发毁灭性的炮弹，重量更大、摧毁力极强、射程极远的炮弹正在由工程师们设计。但是，在现代史上没有一发炮弹能比这趟列车“射”得那么遥远，那么决定命运。那一刻，这趟列车载着“最危险”“最坚定”的革命者从瑞士边境出发，越过德国，飞向彼得堡，要到那里去摧毁时代的秩序。

　　这枚非凡的炮弹就停在戈特马丁根的线路上，这是一趟有二等和三等车厢的列车，二等车厢载着妇女和孩子，三等车厢载着男人。车厢的地板上画了一道粉笔线，把俄国人的领地和那两个德国军官的包厢分隔开来，那两个军官是来护送这批活的烈性炸药的。列车没有发生什么状况，平安地行驶了一夜。只是到法兰克福的时候，突然有一群德国士兵跑过来，他们收到了俄国革命者要从那里经过的消息，还有好几个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试图要和这些旅客谈话，但都被拒绝了。列宁心里明白，倘若在德国的领土上与一个德国人说上哪怕一句话，自己就会遭到怀疑。到了瑞典，他们受到了人们的欢迎，这些饿坏了的人冲到瑞典的餐桌去吃早餐，丰盛美味的早点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契机。接着，列宁才让人去给他买新衣服和新鞋子，把自己那双笨重的矿山靴子脱掉。终于抵达俄国边境了。

　　一声炮响

　　到了俄国领土，列宁的第一件事是非常特别的：他首先扑到报纸上，而不是先去看人。他已经离开俄国十四年了，没有看到祖国的土地、国旗以及身穿制服的士兵。其他刚回故土的人都十分激动，女人们更是忍不住去拥抱那些被吓得惊慌失措的军官，列宁不一样，他首先关注的是报纸，他先看《真理报》，看它们是否每一页都坚定地站在共产国际的立场上。他怒气冲冲地把报纸揉碎。上面全是一些无用的话，还有一些关于爱国主义的陈词滥调，而不是他想要看到的纯粹的革命思想。他觉得自己回来得正是时候，要去改变这种状况，不管成功还是失败，都要去实现他的理想。然而他能够做到吗？最后还有忧虑与忐忑。米留科夫不会立刻将他逮捕吗？关于这个问题，前来接他的两位朋友——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在车上的时候没有回答，或者说不愿意回答。在昏暗的车厢中，他们的脸上只流露出一丝神秘而怪异的微笑。

　　然而，现实已经做了前所未有的回答。当列车驶进芬兰火车站时，偌大的广场上挤满了成千上万的工人，还有来保护他的带着各种武器的卫队，他们正在等候这位流亡归来的人。广场上奏起了《国际歌》，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走出车站时，这个以往住在修鞋匠家里的人，瞬间被千百双手抓住，并把他高举到一辆坦克上，探照灯从大楼上和要塞上射过来，他在坦克上完成了他的第一次演讲。光线集中在他身上。大街小巷都在震动，过了不久，“震撼世界的十天”开始了。这一炮，击毁了一个帝国、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