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切按将军命令行事,只有这样,战时负责指挥的将帅才能做到有职有权,真正做到随机应变,不致贻误战机,保证克敌制胜。现代商战中,如果有类似的情况,也应当大胆信任外派的有关人员,让他们有临时处理紧急情况的权力,这样才能保证在时间紧急的情况下获得成功。
中国光大实业公司董事长王光英是一位著名爱国实业家。有一次,他从有关资料中看到一条信息,就是有一批二手汽车需要转让,但是汽车的型号、数量、价格、产地都不清楚。
如果不是王光英敏锐的捕捉信息,如果不是王光英充分放权,让采购小分队有拍板成交的权力,小分队不可能如此漂亮、干练、出色地完成任务。可见,充分相信外派人员,充分下放给外派人员应有的权力,这在现代商战中多么有现实意义。
这一天机会终于来了,驴子扭断缰绳,跑进主人的房间,学哈巴狗那样围着主人跳舞,又蹬又踢,撞翻了桌子,碗碟摔得粉碎。
驴子还觉得不够,它居然趴到主人身上去舔他的脸,把主人吓坏了,直喊救命。大家听到喊叫急忙赶到,驴子正等着奖赏,没想到反挨了一顿痛打,被重新关进栏里。
如果你不能成为一棵大树,那就当丛小灌木;如果你不能成为一丛小灌木,那就当一片小草地。
如果你不能是一只麝香鹿,那就当尾小鲈鱼——但要当湖里活泼的小鲈鱼。
我们不能全是船长,必须有人也当水手。
这里有许多事让我们去做,有大事,有小事,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身旁的事。
如果你不能成为大道,那就当一条小路;如果你不能成为太阳,那就当一颗星星。
决定成败的不是你尺寸的大小——而在于做一个最好的你!
培养健全的心态将带给你平安、自由。切记:不要模仿别人,要发现自我,秉持本色,回归本性。
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
兵家使用范例
郭嘉消灭二袁
战争中的利与害,亦虚亦实,互相依存,互相转化,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凡兴师作战,其利害总是存在于将帅的思维和决策之中。作为全军的指挥,在实施作战指导时,只考虑利的因素而不考虑害的因素,就会麻痹大意,轻举妄动。相反,如果只考虑害的因素,而忽视利的因素,就会丧失信心,动摇士气。
官渡之战,袁绍大败,忧丧而死。少子袁尚继位,而长子袁谭不平,命车骑将军驻黎阳。袁尚也怀疑其哥哥,拨给他指挥的兵力很少,还派亲信跟随,实为监视。曹操在官渡之战后,继续进攻袁尚兄弟。先渡黄河攻袁谭。袁谭向袁尚告急。袁尚想发兵救助,又怕袁谭得了兵众不还。就亲自率兵救助,与曹操战于黎阳。袁军夜逃,曹军追到邺城下。连战数克,诸将欲乘胜攻城,郭嘉却在大胜之机提出撤军,而南征刘表。他说:“袁绍爱此二子,莫适立也。有郭图、逢纪为之谋臣,必交斗其间,还相离也。急之则相持,缓之而后争心生。不如南向荆州,若征刘表者,以待其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定也。”曹操对郭嘉提出的消灭二袁的谋略连连称善。
郭嘉当时提出放弃进攻,待二袁火并,自相残杀,再一举两得的谋略,是建立在对袁氏政权内部矛盾深刻分析基础之上的,是非常高明的谋略。当时,二袁之间存有矛盾,如若急攻,二袁则共处灭亡之险境,必然会为免于灭亡而共同抗曹以求存;而如撤军,假装回军进攻刘表,二袁就没了外忧,内部矛盾上升,定会自相争斗。唐代柳宗元《敌戒》中说的“敌存而惧,敌去而舞……敌存灭祸,敌去召过”,就是这个道理。曹操于是在建安八年(公元203年)八月下令撤军,南征刘表。二袁大喜,随之二袁争夺冀州。袁谭被打败,向曹操请降。曹操假装南征刘表,意在两袁。见二袁如郭嘉所料,正中圈套,不禁大喜,答应袁谭请求,出兵救援。袁尚退守邺城。曹军于公元204年八月破邺城。十二月又转手杀谭。郭嘉之谋略一步步顺利实现。
商战使用范例
并不亏本的亏本生意
处理利害关系时,应当特别注意将有害的因素想得更周到些。
孙子“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的思想,在现代经济生活的广泛领域里得到了运用。1968年,日本的藤田先生与美国的油炸食品公司签订了销购300万把刀叉的合同,交货日期越来越近,藤田突然发现由于许多原因,根本没法按期交货。学过法律的藤田,对于世界各民族的习俗十分了解。美国油炸食品公司的老板是犹太人,犹太人视信誉为第一,如不能按时交货,藤田将会信誉扫地。经过反复考虑,藤田包租了一架波音707飞机,将300万把刀叉空运到芝加哥,虽然在经济上亏损了,但却保住了声誉。第二年,美国油炸食品公司再次找上门来,向藤田订购600万把刀叉。藤田有了第一次的教训,不断加快工作的进程,但是,由于发生意外之事,还是重蹈不能如期交货的覆辙。藤田再次租用波音707飞机,将刀叉空运到芝加哥。两次交易,两次亏本。但是,藤田的良好信誉却得到了商界的赞赏。后来,藤田获得了美国麦当劳汉堡包在日本的总销售权,而两次亏本所造成的损失与总销售权给藤田带来的利润相比,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应当成为我们社会生活中万事行动的第一想。
处世使用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