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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4 威尔逊的梦想和失败（第1页）

　　曾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因领导美国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被世人铭记。他在国际联盟中主张永久和平，但因当时各国zhengfu只顾眼前利益，只想击败对方、报仇雪恨，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最终还是破灭了。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巨大的“乔治·华盛顿号”轮船正向欧洲海岸驶去，船上载着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自从有地球以来，从未有过这么多的民众怀着那么多的希望和信任，这般期待一艘船、期待一个人的到来。欧洲各国怒气冲冲地开战了四年，互相用机枪和大炮、用燃烧弹和毒气杀戮了数十万最出色、最朝气蓬勃的青年。在四年时间里，这些欧洲国家用语言和文字所表达的，只有仇恨和诋毁。然而，所有这些煽动起来的躁动情绪都无法让人们内心深处的声音缄默：他们的言语与行动是反理智的，是荒谬绝伦的。所有的人，不管有意识或无意识，都有这样一种隐隐的感觉：人类又倒退到那个荒芜的、早已远去的野蛮时代。

　　这时候，有一个人的声音从另一个世界——美利坚越过战火纷飞的战场传到欧洲，这声音清晰地发出呼吁：“不要再有战争。”再也不要有争执，再也不要有那种罪恶的秘密外交——把各国人民在自己不明所以和不愿意的情况下推出去当炮灰，而是要求建立一个崭新的更好的世界秩序——“建立一种在管理对象认可的基础上并得到人类有组织的舆论支持的法律国度”。太棒了：在所有的国家，说任何一种语言的人都立刻听明白了他的意思。战争——昨天还是一场为了争夺土地、边界、原料、矿山和油田的无休止的争斗，忽然间获得了一种更高级的、近乎宗教似的意义：这场战争之后将是永久的和平、法律和人道的弥赛亚之国。这么说来，千百万人的鲜血似乎没有白流。这些人是为了人间不再出现这样的痛苦而遭受苦难。上百万民众带着绝对的信任，响应威尔逊的呼吁，他——威尔逊将会使胜利者与被战胜者达成和解，从而缔造一个正当的和平；他——威尔逊将是另一个摩西，为迷失中的各国带去新的法律。威尔逊的名字过不了几个星期就会成为一种宗教一般的力量——弥赛亚一般的力量。人们用他的名字给街道、建筑物和子女命名。每一个正在经历苦难，或者感觉自己吃亏或受歧视的民族，都派代表团到他那里去；成百上千的信件和电报来自世界各地，写满了各种建议、请求和承诺，堆积如山，还被送到正在驶向欧洲的船上。整个欧洲、整个世界，都要求威尔逊作为他们这最后争执的裁判，帮助他们实现梦寐以求的最终和解。

　　这样的呼声使威尔逊无法抗拒。他在美国的朋友们劝他不要出席和平会议。作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他，有责任不离开自己的国家，应当采取更好的方式——远程主持谈判。但是威尔逊没有被说服。在他眼中，即使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这样一个地位崇高的职位，如果和人们要求他去完成的使命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他要考虑的并不只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大洲，而是整个人类；不仅仅是为这样一个特定的时刻效劳，而且要为更美好的未来；他不愿意狭隘地只代表美国的利益，因为“利益无法让人产生凝聚力，而会产生离心力”，而他想要看到所有人都受益。他觉得，他必须谨慎小心地不再让军队和外交家去左右国家民族的热情——对于军队和外交家而言，人类的和解预示着这两种职业走向灭亡。他必须充当保险丝，“为人们的意愿而不是他们领导的意愿”去发声。

　　怀揣着这样的愿望，他站在船上远远看着欧洲的海岸。它在雾中显得隐隐约约，恰似他自己关于未来各国人民情感的愿望一般。这个身材魁梧、面容坚毅的男人笔挺地站立着，戴着眼镜的双眼散发出锐利而又清澈的目光，美国式下颚微微凸出，丰满的双唇却紧紧地闭着。他是美国南方长老会牧师的儿子和孙子，在他身上就有长老会教士的那种固执和严肃：在他们看来，世间唯有一种真理，而且是他们一定要知道的那种真理。在他的血液中，流淌着深信上帝的苏格兰和爱尔兰祖先的炽热，还有加尔文教派的无比热忱，这一教派给予领袖和导师的任务是：去拯救罪孽深重的人类。布道者和殉难者的固执，宁愿为自己的信仰被烧死，也丝毫不离开《圣经》——这样的执念一直体现在他身上。在他这个民主党人、学者看来，人性、人类、自由、和平、人权——这种并非冷漠的字眼，对他来说不是意识形态上的、模糊的概念，而是宗教的信仰条款，而是如赞美诗对于他的父亲和祖父一样具有重大的意义。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像他的祖先捍卫《福音书》那样去一个一个地捍卫它们。他已经历多场斗争，但是这一次将具有决定性——当他远眺着的欧洲陆地在自己的视线中越发明亮时，他产生了这样的感觉。他想到：“为建立新秩序而斗争，如果可以，我们将意见一致，如果不得不发生争执，也不能改变这个初衷。”

　　不过，他眺望远方的目光流露出来的严肃逐渐消失了，很快就渐渐消失了。布雷斯特港口的礼炮和彩旗正在热烈欢迎他，不过这仅仅是按照礼节向这位盟国的总统表示敬意而已，而此后在海岸上向他迎面而来的，似乎不是事先安排的有组织的迎接，而是全体人民热情的欢呼。列车经过的地方——每一个村落、每一个部落、每一个房子，都彩旗飘飘——好比希望的火苗。所有人都向他伸出双手，所有人的声音都环绕着他，当他乘车穿过香榭丽舍大街驶入巴黎时，两边欢迎的人群更是人潮涌动。法国人是所有欧洲人民的象征，他们欢呼、呐喊，将自己的期望寄托到他的身上。威尔逊的表情显得越来越轻松，一种感到幸福、几乎是沉醉一般的微笑在他脸上浮现。他向左右两边挥动着帽子，似乎在问候全人类、全世界。是的，他做得对，他亲自来了，因为只有活生生的意志能够战胜死板的规律。难道人们就不能、不应该为了所有的人创造这样一座充满幸福的城市、创造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吗？过了那晚的休息时间，明天就要立刻开始给世界以和平——几千年来梦寐以求的和平。这是一个地球人所能完成的最伟大的事业。

　　在法国zhengfu为美国代表团安排下榻的法国外交部门前的克里雍大饭店前面，急不可待的记者们已经组成了一支浩荡的队伍。光是北美就来了150名记者，每座城市、每个媒体都派出了自己的记者，所有人都希望能够获得许可参加所有会议——所有的会议！因为这次会议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会议“完全公开”，不会存在任何私下激hui或约定。《十四点和平原则》的第一段是这样写的：公开的和平条约必须开诚布公地达成，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国与国之间的秘密协议。“秘密条约”的病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甚至要比所有疫情都多，它终于通过威尔逊的“公开外交”新法则被疗愈。

　　然而，让这群集聚在门口的记者大失所望的是，他们遇到了难堪的搪塞。尽管所有记者都已被告知可以参加会议，但是这个被允许公开给全世界的会议纪要，其实已经把关键的内容处理过了。但是，会议还不能向记者们透露任何消息，因为必须把谈判的日程确立下来。这些失落的记者隐隐感觉到，即将要发生什么不对劲的事情。然而，发布消息的官员们并没有完全说假话。关于谈判日程，威尔逊在“四巨头”第一次会晤中就感觉到了协约国当中其他国家的抵抗：他们不愿意公开谈判，并且有一个很好的理由，那就是在所有参战国的公文包和文件柜里都有秘密合同条款。这些秘密条约确保会给每个国家应该得到的利益和战利品。只有在最亲的人面前才会晾晒最丑陋的内衣。为了不至于一开始就使得会议议程打折扣，有些事情只好提前关起门来商量并解决。但是，分歧不仅仅存在于谈判日程上，还在更深层次当中。其实，情况一目了然：美国和欧洲各自代表左派和右派立场。原来，在这次会议上签署的有两种和平，而且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和平。一种和平是眼前的，与战败国德国结束战争的和平；另一种是永久的和平，使任何未来的战争永远成为不可能的和平。一方面是根据旧的方式艰难达成的和平，另一方面是新的——威尔逊提出的成立国联的和平。这两种和平当中，哪一种要首先进行谈判呢？

　　这里，两个观点对立。威尔逊对眼前的和平不太感兴趣。在他看来，确定边界、支付战争赔款这种事情，应该由专家和委员会在《十四点和平原则》的基础上制定并执行就可以了，这都是简单的、次要的，属于专业人员的工作。各国zhengfu首脑的任务应该是，去开创新的、将各国联合起来的永久和平。然而，双方都认为自己的议程应该首先被讨论。欧洲的协约国们提出：不可以在四年战争之后还让一个混乱不堪的世界去等待和平长达几个月，不然欧洲的局面将会难以收拾。眼前应该做的事是，确定边界、支付战争赔款，把一直还是全副武装的士兵遣返回家，稳定货币、恢复买卖和交通。在那以后，才让海市蜃楼般的威尔逊计划在已经稳固的大地上发光发亮。正如威尔逊心里对眼前的和平不感兴趣一样，克里孟梭（clemenceau）、劳合·乔治（lloydgeorge）、桑尼诺（sonnino）这些老练的谈判者和策略家，内心深处对威尔逊的和平也不感兴趣。他们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部分也是出于对威尔逊的好感，对他表示赞赏。因为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从民众那里感觉到，一种不谋私利的原则能带来具有吸引力的强大力量。于是，他们也愿意讨论威尔逊的计划，当然是在对计划有一定的删减和保留的基础上。但是首先应该做的是与德国缔结和平协议，结束战争，接下来才是讨论盟约。

　　不过，威尔逊自己也很务实，他清楚一个充满生命力和活力的要求如果一直被拖延，将会渐渐变得干枯。他也知道，自己该如何去推掉那些令人讨厌的质询。光有满腔理想主义是不能成为美国总统的。因此，他坚定不移地站稳自己的立场：首先要签订盟约。他甚至提出，将盟约逐字逐句地写进德国的和平条约中。这个要求会产生第二个矛盾。因为在协约国看来，德国入侵比利时已经是违背国际法的事情，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霍夫曼将军肆无忌惮地拍桌子这一行为已经是最好的例子。如果要实行新的规则，就无异于以德报怨——把未来的人道主义原则作为不该得的报答事先给了德国。所以他们要求，应该先用旧的硬币来清算赔款，然后去制定新的规矩。田野依然处于一片荒芜的状态，整座城市成了断壁残垣的废墟。为了给威尔逊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他们提出让威尔逊亲眼去看看。但是，这个“不切实际的人”却有意识地不去理会废墟，他只把眼光放到未来，他看到的并不是被摧毁的房子，而是永恒的建筑。他只有一个任务——废除旧秩序和建立新秩序。尽管他自己的顾问兰辛和豪斯都持反对意见，但他依然坚持，必须先讨论盟约。首先，要着眼于全人类的事情，再去讨论各国的利益。

　　斗争十分艰辛，并且最严重的是浪费了很多时间。很可惜，威尔逊没有把自己的梦想事先用文字阐述清楚，他所带来的盟约不过是初稿，还没有最后定形，那么就要通过无数会议去讨论、去修缮、去增加或者删减。此外，出于礼貌，威尔逊除了访问巴黎以外，还要去访问其他结盟国家的首都。威尔逊访问伦敦，在曼彻斯特发表演说，然后去了罗马。因为他不在巴黎，其他举足轻重的政治家也就没有兴趣将他的盟约推进。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一个多月以后才召开。而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和达尔马提亚地区的边境，正规军队和志愿者军队不时交锋、攻占领地，维也纳发生的饥荒也越来越严重，俄国的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

　　但是，即使是在一月十八日举行的全体会议上，不过也只是从理论上确定盟约应当是“整个和平条约的组成部分之一”。盟约文件始终没有定稿，依然在每个人的手中传递，处在无休止的讨论和修改中。时间又过去了一个月，这对于欧洲来说是动荡不安的一个月，欧洲越来越想要得到自己真正的和平、事实上的和平。在停战三个月以后，也就是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四日，威尔逊盟约才有了定稿，并且被大会一致通过。

　　世界再次欢呼。威尔逊的要求赢得了胜利。今后，和平不再是通过暴力和武器来保证，而是通过协议和对更高层次权力的信任。他离开谈判大厦的时候，响起了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又一次，也是他最后一次，带着自豪、感激的幸福微笑环视簇拥在他周围的人，他心里觉得，在这个民族背后的其他更多的民族，他们背后历经苦难的这整整一代人，他们终于不需要再受到战争的煎熬或独裁者的欺负，将得到永恒的和平。这是他最伟大的一天，同时也是他幸福的最后一天。可是因为他过早离开了战场，所以胜利遭到了破坏。第二天，也就是二月十五日，他就回美国去了，为了给他的选民和同胞们展示这永久和平的盟约，而没有回到另外那些签订最终停战和约的人那里去。

　　当“乔治·华盛顿号”离开布雷斯特海港时，礼炮再次轰鸣，不过送行的人们显得更轻松和无所谓了。对于人民来说，在威尔逊离开欧洲的时候，他们那种怀揣着巨大希望的热情已经在渐渐消退。到了纽约，等候他的也是冷淡的接待。没有飞机在船的上空盘旋，也没有暴风雨般的欢呼、呐喊。在他自己的办公室、参议院、国会、自己的党和人民中，他所遇到的更是一种深怀疑虑的不信任。欧洲不满意，是因为威尔逊没有更进一步；美国不满意，是因为他走得太远了。对于欧洲而言，威尔逊还远远没有把各种不同利益结合成为一种伟大的、普遍的人类利益；对于美国而言，他的那些已经觊觎下一届总统选举的政治对手则发表演说，称他毫无道理地在政治上把美洲新大陆与难以预估的欧洲大陆结合起来，从而违背了美国政治的基本原则——门罗宣言。人们警告威尔逊：他不应该只想成为未来梦想国的创造者，不需要去考虑其他国家，而应当首先考虑美国人，因为是美国人把他选举出来代表美国人的。于是，威尔逊还没有从与欧洲谈判的疲倦中恢复过来，又不得不继续与自己党内的人和政治上的反对派进行新的谈判。他不得不在这座令他自豪的盟约大厦后门补上一道门——加上“美国可以退出联盟”这个条款。这座大厦本来是坚不可摧的，但是这一举动，使得为了永久而设计的“国家联盟”拆掉了第一块基石，于是，墙上出现了第一个缺口，这将意味着，最终可能要面临坍塌的结局。

　　纵然威尔逊做了一些修改和限制，他还是让这个人类大宪章在欧洲和美国通过了，但仅仅成功了一半。当威尔逊为了完成自己使命的第二部分而回到欧洲时，已经不像上次那么轻松自信了。船向布雷斯特港口驶去，但他眺望海岸的目光已不再是过去那么踌躇满志。他老了，也疲倦了，不过是短短几个星期，就让他的表情出现了失望、紧绷和严肃的模样，紧闭的嘴角流露出艰难和顽强的神情，左脸颊上贯穿了一道纹路——这是积聚在他身上的疾病的预兆。随身医生不敢耽误一分钟，提醒他必须注意身体了。但是，他知道自己去落实那些规则会比之前阐述那些规则更加艰难。但他决心不牺牲自己计划中的任何一部分。要么都有，要么都放弃。要么是永久的和平，要么不要和平。

　　这次登上海岸时，已经没有任何欢呼声。巴黎的街道上也没有，媒体也不再热情，人们变得谨慎小心和多疑。歌德的那句话再次应验：“热情并不能持续多年。”威尔逊没有充分利用合适的时机，没有及时按照自己的意志趁热打铁，而是任由他的关于战后欧洲理想方案放在那里。他离开的那个月一切都不一样了。劳合·乔治也和他同时离开，克里孟梭由于被一个刺客的shouqiang击中导致两周无法工作。那些私利代言人充分利用这段无人监管的时间，挤进了委员会的会议厅。所有的元帅和将军在四年战争期间为实现利益从事过最危险、最卖力的工作，他们的意志、决定让千百万人俯首帖耳，如今怎么可能会黯然离场呢？盟约的条款要求——废除各种形式的兵役制度，岂不是要夺取他们手中的权力？这将威胁到他们的生存。所以，永久的和平意味着他们的职业将失去意义。因此他们必定要将盟约推向死路。他们用强硬的态度要求扩充部队，而不是威尔逊提出的削减兵力；他们要求得到新的边界和国家保障，而不是像威尔逊说的用国家之间的协商去解决问题。在他们眼中，空中楼阁一般的“十四点原则”根本无法确保国家强盛，真正要实现这一点，只能通过武装部队和铲除敌人。在军人身后的是工业界的代表，他们希望让战争企业继续经营；还有一些希望可以从战争赔偿款中获利的中间商；背后受到反对党威胁的外交官们越来越踌躇不定。几个利益相关者表达了不同的意见。所有欧洲的报纸、美国的报纸，用各种语言重复同一个主题——威尔逊因为他的妄想而推迟了和平。威尔逊的乌托邦的确值得称赞，而且充满了理想主义精神，但是妨碍了欧洲的稳定。现在已不能为了道德考虑和道德顾虑而浪费时间了！如果无法立即缔结和平，欧洲就会出现一片混乱。

　　不幸的是，这些指责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威尔逊的计划是放眼整个世界的，不只是对欧洲各国人民的考虑。他认为四五个月的时间对于要完成一个人类千年梦想这样的使命而言，并不算长。然而就在这段时间里，各种有组织的“自由军团”在欧洲东部征战，他们占据领土，导致整片土地都不知道现在属于谁、应该属于谁。德国和奥地利的代表团在停战四个月以后没有被接待。民众们在那片没有被划定边界的地方生活，开始变得躁动不安。有明确的征兆说明明天匈牙利、后天德国就要转向布尔什维克。所以外交官们急切地要求有个结果，不管公不公正，尽快签订条约。先清除挡在路上的一切障碍物，首先就是那个麻烦的盟约！

　　威尔逊在回到巴黎的第一时间就明白，在过去三个月中所创造的一切，在他离开的那一个月已经被破坏，并且面临着坍塌的危险。福煦元帅已经几乎要从和平条约中删除盟约，那三个月的努力徒劳了。不过，威尔逊的坚毅在这关键时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坚决不退让。第二天，三月十五日，他通过媒体正式宣布：一月二十五日的决议——“盟约是和平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然有效。这项声明是对协约国的第一次反击——在协约国之间签订的旧的伦敦密约的基础上缔结与德国的和平条约，而不是新的盟约。威尔逊总统现在明白了，那些在昨天还郑重其事地声称要尊重各民族的自我决定的几个国家，实际上要的是领土：法国要求得到德国的莱茵地区和萨尔地区；意大利要求得到阜姆港和达尔马提亚地区；罗马尼亚、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也想得到它们各自的战利品。如果威尔逊不进行反击，那么所谓和平就是按照拿破仑、塔列朗、梅特涅的方法，而不是按照他提出的并被大会接受的原则去签订和平条约。

　　那是斗争十分激烈的十四天。威尔逊自然不愿意让法国兼并萨尔地区，因为他认为这种兼并会被看作是破坏“自我决定”的第一个先例。而且，意大利在发现自己的要求与原则相悖的时候，就在用退出和平会议来威胁。法国的媒体大肆煽风点火，称匈牙利已经在靠近布尔什维克了。协约国认为，布尔什维克不久将祸及全世界。即便是与威尔逊最亲密的顾问——豪斯上校和罗伯特·兰辛都越来越反对他。甚至连他过去的好朋友都说，面对眼前世界上一片混乱的局面，宁可牺牲一些理想主义的要求也必须赶紧缔结和约。威尔逊面前，是一道心照不宣的阵线。而美国锤击他后背的是，由他政治上的敌人和对手煽动起来的舆论。有些时候，威尔逊真心觉得自己已经太累了。他向一个朋友坦诚说，他已无法再坚持这种以一敌众的斗争，并已下定决心，如果无法实现自己的意志，那么将会离开这个和平会议。

　　在这场以一敌众的斗争中，最后一个敌人——来自他身体里的敌人也参与进来。四月三日，正当残酷的现实与未完成的理想之间的斗争到了决定性的关键时刻，威尔逊突然撑不下去了。一场突发的流行性感冒迫使这位六十三岁的老人倒在床上。不过，时间比他发着高烧的血液更让人急迫，没有允许这个病号休息：各种坏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四月五日，共产主义在巴伐利亚取得政权，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处于半饥饿状态并夹在布尔什维克的巴伐利亚和布尔什维克的匈牙利所包围的奥地利，随时可能参与其中。随着众人抵抗的声音越来越强，“孤身一人要为所有事情负责”的责任每一个小时都在增加。所有的人把这位已经精疲力竭的病人逼到床边。克里孟梭、劳合·乔治和豪斯上校正在隔壁房间商议，他们都已经下了决心，要不惜代价达成一个结局。而这个代价就是威尔逊应该放弃他的理想和要求，如今所有人达成一致的意见：他必须将“永久和平”放弃，因为它阻挡了现实的、军事上的、物质上的和平。

　　然而，尽管威尔逊已经疲惫不堪，尽管他的身体已经被疾病所困扰，尽管他在媒体上受到攻击——指责他拖延了和平，尽管他被自己的顾问离弃，被其他zhengfu代表纠缠，但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他觉得自己不能自食其言；只有当他把他想要的和平与非军事上的和平、持久的和平、未来的和平一致的时候，他才称得上在为唯一能够拯救欧洲的“世界秩序”竭尽全力。四月七日，他给在华盛顿的美国海军总部发去一份电报：“乔治·华盛顿号”能够起航去向法国布雷斯特的最早日期，到达布雷斯特可能的最早日期。总统期盼着这艘船能够赶紧起航。当天全世界都得到消息：威尔逊总统已命令他的船前来欧洲了。

　　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所有人马上明白它的意思。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威尔逊总统将拒绝任何违反他盟约的和平，他宁可离开和会，也绝不退让。决定欧洲未来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命运的历史时刻到了。如果威尔逊从会议桌旁愤然离席，那么原有的世界秩序就会坍塌，将会出现一片混乱，不过，也有可能会诞生一颗新的星辰。欧洲在观望：这个责任会有其他的与会者接手吗？威尔逊本人会承担这个责任吗？这是决定性的瞬间。

　　决定性的瞬间。这一刻威尔逊依然没有任何动摇，没有任何妥协和让步，不要“欺压下的和平”，而要“公正的和平”。不让法国兼并萨尔地区，不让意大利兼并菲乌梅，不让土耳其分割，不交换各民族利益。正义应该战胜强权，理想应该战胜现实，未来应该战胜现在！正义必须一往无前，哪怕世界因此而毁灭。这个短暂时刻将成为威尔逊伟大的瞬间，最伟大、最人道主义、最有英雄气概的瞬间：假如他有力量坚持下去，那么他的名字将会永远留在少数的、真正的人类朋友的心中，而且他完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功业。可是，紧跟在这瞬间的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他遭到各方面的攻击。法国、英国、意大利的媒体纷纷指责他，称他是“和平凶手”——在理论上和神学上的顽固思想而破坏了和平，为了他自己的乌托邦而牺牲了现实的世界。甚至，原本把希望寄托在威尔逊身上的德国，由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巴伐利亚爆发而陷入混乱，扭转枪口反对他。还有他自己的同胞豪斯上校和兰辛也同样要求威尔逊放弃他的决定。威尔逊的国务秘书塔马尔提几周前还从华盛顿发来令人鼓舞的电报：“只有总统的果断坚定，才能拯救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如今却因为威尔逊的果断坚定，从其他城市发来不安的电报：“离开，非常不明智，而且可能会在美国和国外带来各种各样的危险，总统应该把离开的勇气放到它本来应该属于的位置上，这个时候的离开无疑是一种逃跑。”

　　威尔逊看到周围的一切，充满了绝望和不安，没有任何一个人支持他：会议室里的人反对他，自己的决策团反对他，还有千百万张看不见的嘴巴都在反对他。威尔逊不知道，如果他真的愤然离席，让他的威胁成为现实，他能否名垂千古；他也不知道，是否坚持自己的理念不变，他对未来的理念才有可能作为一种可以一直不断更新的信条流传于后世；他不知道，从他对贪心、充满仇恨和非理性力量所说的“不”字当中，会出现怎样的力量和转机；他只觉得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太弱，没有办法承担最后的责任。于是，灾难性的情况发生了：威尔逊渐渐退却了，他坚持的态度也开始松动了。豪斯上校成为中间人，确定了双方谈判的日期，用了八天时间去谈判边界问题。终于到四月十五日——历史上黯淡的一天，威尔顿怀着沉痛的心情勉强同意了克里孟梭明显降低了的军事上的要求：德国的萨尔地区割让给法国，期限是十五年。这是迄今不愿意妥协的人做出的第一次妥协，就好像魔法棒点了一点，第二天整个巴黎的媒体界都换了调调。那些昨天还在骂他是和平干扰者、世界破坏者的各大媒体，第二天都赞誉他是世界上最睿智的政治家。然而，这样的赞誉于他本人而言却是一种让他内心无比灼热和愧疚的责备。威尔逊知道，或许他的确是拯救了眼下的和平，但是却没有缔造永久的和平。在走向未来的理想道路上，群起而攻导致世界被抛回原点。而他——身为这一理想的倡导者，却在此次针对他本人的决定性战役中彻底失败了。

　　在这个关键时刻，威尔逊到底是对还是错？到底谁有资格予以评判？不管怎么样，在那无法挽回的历史性的日子里，一个影响远远超过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决定已经出来了，它欠下的债我们要再次用我们的鲜血、绝望、无奈的困惑去付出代价。从那一天起，威尔逊的威望——在那个时代无人能及——已经渐渐失去。随之而来的，是他手中的力量在减退。谁做出哪怕一次的让步，谁就将无法继续坚持。一次妥协必然会导致更多的妥协。

　　虚伪导致虚伪，暴力制造暴力。威尔逊梦寐以求的整体而永久的和平，依然是不完整的、碎片化的愿景，因为这种和平并不着眼于未来，也不是以人道主义精神为基础的、出于纯粹理性而考虑的。历史上绝无仅有、或许攸关命运的时刻，令人扼腕地失去了。沮丧的世界，不再被神灵眷顾的世界，感觉到了伴随而来的暗淡和怅惘。这个曾经被当成是世界的拯救者而广受欢迎的人，回到祖国时已没有人把他当作救世主，他不过是一个疲惫的、被死神眷顾的病号。再也没有欢呼声环绕着他，再也没有旗帜为他挥动。当他乘坐的船离开欧洲海岸时，这个失败者转过身去。他不愿意再看一眼这块不幸的土地，这片土地几千年来渴望着和平与统一，但是从未实现。一个人性化世界的永恒的梦境又一次在大海的迷雾中渐渐散去。